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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慕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骗取意向金并且不给退_中国幸福城市调查:5成公众称幸福取决于市领导

2017-12-14 06:35

城市的主政者们被普遍寄予厚望,通过对200多座城市、近万受访者的调查,《小康》试图在中国大、中、小城市中找到令人幸福的“密码”。

在建设幸福城市的过程中,谁起到的作用最大?《小康》综合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受访者把幸福“第一责任人”的标签贴在了市委书记的身上,其次是老百姓,再次是市长。

生活在哪里,你能感觉到幸福?

若将这个问题抛给中国人,有多少人会条件反射般地从口中蹦出一个城市的名字呢?

城市,在人类历史中的存在已经超过了三千年。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大约有八十万座城市。在中国,从今年7月5日市长协会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卷上,我们得知全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共有658个设市城市。

在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城市中,一个人倘若能选中一个或者更多,作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生活地点,那么,这座城市,至少应该是能够给这个人带来幸福感的。

幸福城市万人大调查

在当下的中国,“幸福城市”已不仅仅是执政者和官员们烂熟于心的概念了,它成为了越来越多老百姓所追求的生活目标。于是,当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面对《小康》提出的上述问题时,不再惊讶地只能在心里想一想,“除了我现在生活的地方外,我还能去哪里”,而是列出了一长串城市的名字:不仅仅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一线城市,还有成都、厦门、青岛、杭州、大理等等二三线城市—不管这些城市的GDP如何,能让人幸福,才能拥有旺旺的人气和让其他城市羡慕嫉妒的人缘。

滚烫的幸福成为各地官员的施政目标,专家学者们也为此设计了不少关于幸福城市的测评指标。但这一次,《小康》不想用硬性的指标来为一个个城市打分、排名,而是请老百姓说出自己生活在城市里的真实感受,寻找属于每个人的幸福城市。

“你的幸福城市在哪里?”2013年10月,《小康》杂志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并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在全国范围内的近200个城市中开展了这一调查。此外,《小康》还联合《法制晚报》、《楚天金报》、《山西青年报》、《扬州日报》、贵州都市网、廊坊电视台、廊坊传媒网和广州大学,重点对一线城市北京和广州,二线城市武汉、贵阳和太原,三线城市扬州和廊坊这七个城市的3500余位市民进行了深入采访。

同时,《小康》还联合触动传媒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大一线城市的38000辆出租车上进行了“金钱与幸福关系”的调查,在被认为是高收入者聚集地的一线城市中,《小康》联合触动传媒进行的调查有十余万人进行了回答。49.7%的人认为“两者没有必然关系”,33.4%的人认为“钱越多,越幸福”,16.9%的人认为“钱越少,越幸福”。

从市民们提供的上万条城市让他们感到幸福的“证据”中,《小康》试图寻找其中的特点与规律,挖掘幸福城市的密码。

一个城市要如何给市民带来幸福

一个人的幸福感,会受到自己所在城市的影响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的回答是:肯定会。

“幸福城市实际上是老百姓的幸福感,幸福理念的提出主要也是针对于民众需求的满足程度。如果民众的基本需求能够满足,这座城市无论是基本建设,还是环境、交通、管理、服务,应该都是做得比较好的;反过来,如果这些都做好了,民众的幸福感也是应该能够继续提升的。”王俊秀继续介绍道,“一个城市的发展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幸福感的。但是它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如果一个城市希望大幅度地提高一个人的幸福感,实际上是很难的、不现实的;但是如果一个城市在各方面都不能尽如人意,不够理想,那么足以让一个人的幸福感一下子下降很多,这种反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一个城市,需要怎样去践行它的幸福理念?

参与过国民幸福调查研究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周绍杰,向《小康》记者介绍起了“幸福指数”的起源—上世纪70年代末,不丹国王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直到2007年环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大家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有了新的反思,法国总统萨科齐组织了25位在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等方面达到世界顶尖水平的专家、学者,组成了专家委员会,展开关于幸福的研究,这项研究后来慢慢被大家所认同。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我国开始提倡幸福指数的研究。”周绍杰认为,在2000年以后,我国把幸福指数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这也恰恰说明我国正在对自己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

这种反思意义何在?在周绍杰看来,GDP挂帅的增长模式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是造成中国现在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无论是环境也好、收入分配也好,都和我们过去讲的GDP挂帅的增长模式息息相关。“为什么要GDP挂帅?这又和我们现在的考核制度有关,所以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是无论哪级政府,都需要把政绩考核体系和老百姓真正的需求结合起来,地方政府过度强调GDP增长,最终的驱动就是GDP指标对于官员晋升会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如果GDP挂帅继续存在,因为考核体系就是指挥棒,有什么样的指挥棒,地方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有什么样的行为就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导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周绍杰建议,最核心的问题是首先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第二是让经济增长和其他方面协调发展起来,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最根本的是解决可持续性的问题,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文化发展结合,是要解决一个协调性的问题,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是解决经济增长的平衡性问题。

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中,周绍杰看到,不少地方政府提出了“幸福城市”的理念,并将其作为地方发展的重要参考指标,他认为,这是很大的进步。

“幸福也好,生活满意度也好,不是政府对于老百姓的赏赐,但是政府绝对有义务帮助老百姓去提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钟君发现了关于幸福的两个问题,他将之概括为“两个侧重”:第一是重物质幸福轻精神幸福,第二是重结果幸福轻过程幸福。

在钟君看来,现在幸福城市的建设同样存在着这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比较重物质幸福,给老百姓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物质条件,让老百姓感觉到有物质幸福的各种基础和条件,这很重要。但更多的是要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精神幸福。我们现在是要让老百姓富,但是要共富,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即共建、共富、共享。”

钟君接着解释另外一种“侧重”,他说,我们现在更多地强调结果幸福,但是给老百姓这种结果幸福的期望越大,实际上老百姓的不幸福感越强,“因为我们现在许的很多愿根本实现不了,特别是有关民生问题的一些愿望,所以不如让老百姓看到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循序渐进,让他们感受到这里面的幸福。”

王俊秀也发现,虽然幸福城市的指标体系不少,但是还没有看到真正特别好的,“幸福城市建设的理念是正确的,回归到了发展的本质问题,发展的本质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这种理念还是需要的。”王俊秀说,幸福城市不是编制指标,而是真正让老百姓感受到幸福。

而这,也是《小康》试图带领公众寻找幸福城市的原因所在。

五成公众认为:幸福城市取决于市领导

“城市领导者的最大幸福是让所有市民幸福。”

在去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时任扬州市市长谢正义出席青年领袖圆桌会议“定义幸福与幸福社会”时,做出了上述表示。在他看来,让所有的市民幸福,“既是我们的公共职责,也是我们的幸福资源。”

扬州是全国比较早地提出要建设“幸福扬州”的城市,也是这一次《小康》样本调查的七座城市中,市民幸福指数最高的。

扬州“幸福”的秘密在哪里?谢正义的心得是:“我们认为一个政府最基本的职能就是满足市民最基本的需求。”“我觉得作为政府官员来讲,从基本的保障、基本民生做起,是夯实‘幸福城市’的基础。”

现在,已任扬州市委书记的谢正义,仍然在用百姓内心的幸福温度,去绘制世界名城扬州的新蓝图;扬州这座走过了近25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也正通过一系列民生工程敲开百姓的幸福大门。

在建设幸福城市的过程中,市领导的作用真的很大吗?

民众心中幸福“第一责任人”:市委书记

在建设幸福城市的过程中,谁起到的作用最大?是市委书记、市长,区委书记、区长,还是当地公务员、老百姓?

《小康》综合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结果后发现,大部分受访者把幸福“第一责任人”的标签贴在了市委书记的身上,其次是老百姓,再次是市长,并且“老百姓”和“市长”的票数相差无几,接下来才是当地公务员、各区的区委书记或区长,以及主管省领导等。

在武汉,受访者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投票给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

这位城市主政者也不止一次谈起过他的幸福理念。2011年初,在武汉市“十二五”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专题审议会上,阮成发谈起他对“幸福武汉”的思考。他说,截至2010年底,武汉市经济总量在全国19个副省级城市中已经上升到第5名,“十二五”期间,武汉在经济总量上的位次会前移,与沿海发达城市的差距也会进一步缩小。但他担心到“十二五”末,武汉和先进城市、沿海发达城市相比,更大的差距体现在市民生活品质上,包括城市环境、社会福利事业等等,包括每个市民能体会到的幸福指数。

阮成发说,“武汉一年新增GDP900多亿,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城市的经济规模,但市民生活品质并没有大的提高,一些市民感受不到。武汉市委市政府要有勇气面对这样的现状。”

市民的需求,需要得到当地最高负责人的回应。在中国地方的政治构架中,市委书记实际上是当地的最高负责人,民间称之为“一把手”,而负责履行城市行政职能的市长则被视为“二把手”。

幸福为什么要靠“市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分析认为,从单独一个人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市委书记或市长对于城市的作用力肯定要比一般老百姓大得多,他们在执政时对于政策的掌握更为全面、对于城市的影响力也会更大。

这一调查结果,也显示了民众对于地方执政者持有相当高的期望值。王俊秀说,“如果市领导为了这个城市的发展去协调各方面力量,‘鞠躬尽瘁’,可能会取得非常好的政绩。如果做得不好,那么对这个城市的损害也是比较大的。”

这就是为何市民会把市委书记看作建设幸福城市过程中最关键的人。

如果把市委书记和市长获得的票数相加,那么总共有五成公众倾向于:建设幸福城市取决于市领导。

这与另一道题目的调查结果不无关联—在“影响城市发展的九大因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当地官员理念,这一点,甚至比国家政策更为重要。

在王俊秀看来,谁对建设幸福城市所起到的作用更大,从根本上可能还是取决于谁的影响力更大。“虽然市委书记或者市长对于幸福城市建设的作用和影响都很大,但真正决定城市发展的还是民众,这也是人力资源的问题,人才很重要,管理也非常重要,前些年总结温州经验时提到过无为而治,实际上市委书记、市长需要做的就是给市民提供更多的空间,不对他们进行更多的管束。”王俊秀说,“归根到底,市领导就是要更多地为百姓提供服务,发挥城市里每个人的创造力。”

不同类型的城市,“幸福领军人”也不同

不过,不同类型的城市对于“幸福责任人”的人选也有着较大差别。

一线城市的市民并不太看重市委书记和市领导的作用,在北京市民看来,区委书记和区长对于幸福城市建设的作用最大,43.5%的受访市民在区委书记和区长的选项后面打上了对勾,这与北京地广人多不无关系。北京市国土面积16410.54平方公里,市区面积12187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1386平方公里(中国城市第1名)。201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069.3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773.8万人。要想建设幸福北京,实现各区均衡发展,让幸福的阳光沐浴到每个人身上,一定是要依靠各个区域实现共同发展的。

和北京同属于一线城市的广州,大部分市民选择了“当地公务员”这个选项。历来以“敢为天下先”著称的广东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一直担当着先锋角色,作为广东省省会的广州,则一直努力为全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角色转换投石问路,大部制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等,都旨在破除官本位—这些尝试与改变,让市民们也把更多的建设幸福城市的厚望寄予到了公务员的身上。

二线城市市民最为看重的是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作用,这次调查选择的三个二线城市—武汉、贵阳、太原,也都同属于省会城市。在湖北省省会武汉,过半受访者将票投给了市委书记阮成发。而在太原,49%的太原市受访市民认为,市长对于幸福城市建设所起到的作用最大。

这与两位明星官员在当地所展现的个人影响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被称为“满城挖”的阮成发,在市长任上大力搞城建。而执任市委书记后,他曾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署名文章《找到幸福城市的关键词》,文中写道:我个人认为,“幸福城市”有几个关键词:富足、保障、舒适、文明、公平。建设“幸福城市”,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公共供给,让市民感觉舒心、安全、踏实、有保障,获得快乐、洒脱和尊严。

太原是中部一座尚未崛起的城市,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城市愚形与产业结构困局,使得太原这座城市的发展之路颇多阻塞。今年2月,有“造城市长”之称的耿彦波重回太原,迅速掀起了新一轮的城建风暴。耿彦波认为,城市发展的难题解决了,城市化的阳光就会普照千家万户;城市里每个人的幸福指数提高了,幸福太原就会早日建成。

尽管路径不同,争议颇多,但是民众对于官员改变城市的决心,多带有支持甚至是期盼的心情。

但三线城市的市民则普遍看重群体的力量—扬州市民将几乎同等数量的选票投给了市委书记和老百姓;而廊坊市民也认为,老百姓对于幸福城市建设所起到的作用仅次于市委书记。

其实,建设幸福城市,并不能单靠一两个人的独自发力,市领导、政府工作人员和市民,构成了主导每座城市前进的“三驾马车”,只有和衷共济,共同为自己的家园开拓奉献,才能真正提升城市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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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2-14 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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